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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跑一次”改革:政治价值与技术理性的内在耦合丨电子政务智库
日期:2019-06-10 访问次数: 字号:[ ]

一、引言


自2016年12月浙江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企业和群众到政府部门办事“最多跑一次”的改革目标以来, 浙江各地各部门全力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各项工作, 以“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为主要抓手, 统筹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便民服务、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等工作, 企业群众到政府办事的满意率和便捷度都有了新的提升。截止到2017年底, 省级“最多跑一次”事项达到665项, 设区市本级平均达到755项, 县 (市、区) 平均达到656项, 浙江全省“最多跑一次”实现率达到87.9%, 办事群众满意率达到94.7%。[1]2018年1月, 《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调研报告》得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的肯定, “中央深改办”建议向全国复制推广“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相关经验。2018年3月, “最多跑一次”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正式写入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 “最多跑一次”改革从地方经验上升为全国创新, 为国务院统筹推进各省市“放管服”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抓手和支撑。


如今, 这一改革已经逐步从事项梳理、窗口合并、平台建设等基础性工作走向数据壁垒破解、体制机制创新、政府流程再造以及数字化转型等的改革深水区, 遇到的困难和阻碍也逐步增多。如何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契机来撬动政府各领域改革并最终实现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是未来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需要承担的重大课题。因而, 在学术理论层面探讨改革的动力机制, 进而探索改革能否持续深入推进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 浙江“最多跑一次”的改革经验也正在向全国推广和复制。特别是2018年6月, 国务院出台的《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实施方案》中指出, 到2018年底要实现改革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有效推广。根据这一要求, 各省市“最多跑一次”改革实施方案及配套改革细则等纷纷出炉, 也有部分省市党政代表团来浙江学习交流“最多跑一次”改革经验。在此过程中, 浙江改革的成功经验能否向其他省市进行有效扩散就成为另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


由此, 在学理上探究改革的可持续性以及可推广性就成为一个十分必要的问题。例如, 深入剖析“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内在与外在驱动力、探讨改革背后所蕴含的思想理念和精神实质、分析改革推进过程中的实施逻辑和有利条件等,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将会为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再出发和再深化找到理论依据和现实路径, 也会为“最多跑一次”改革从浙江的地方探索上升为全国的实践创新提供经验参考和学理支撑。


二、“价值-技术理性”视野下的政府改革


从本质上讲, “最多跑一次”改革是政府部门自身所推行的一项重大决策。无论是个人的决策行为还是组织决策行为, 我们都有必要从学理的角度去阐释这一决策是在何种条件下形成的, 改革推进的动力来自于哪里以及改革为什么能够取得明显成效。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层次地理解改革本身, 更有利于改革的持续推进和改革经验的复制扩散。在有关决策理性的探讨中,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人类理性可以分为两种, 一是价值理性, 主要从价值理念的角度去审视行为决策, 涉及到行为决策的宗旨、原则、信仰、目标、愿景等要素, 强调行为与决策动机的价值意义而不计较功利效果;[2]另一种是工具理性或称为技术理性, 是伴随着科技发展而产生的理性, 追求实现行为决策目标所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操作性、精确性, 因其强调在客观条件的制约下寻求效率最大化而成为科层组织偏爱的理性形式。[3]如今, 韦伯提出的“价值-技术理性”二分法理论已经远远超出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而扩展到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和适用范围中, 这一理论分析框架为我们认识人类社会运行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现象、社会行为和社会问题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论范式。


与此同时, 以行政学家赫伯特·西蒙为代表的有限理性决策学派在研究政府行为决策时认为任何决策都离不开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前者主要强调决策的价值导向和理念追求, 直接关系到决策的最终导向以及预期目标的选取, 大都属于决策者主观判断的范畴;后者主要是指决策的外部环境、条件要素以及对环境要素的描述与分析, 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在实际决策中, 价值要素与事实要素是相互关联、交错在一起的, 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促成了决策的形成。[4]基于此, 西蒙进一步地认为包括政府管理在内的所有管理行为的中心都是决策, 进而形成了系统的管理决策理论。这一理论模型对于“二战”以后西方政府管理和行政学理论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总之, 无论是韦伯的个人理性学说还是西蒙的组织决策理论, 都在力图解释一项政策或者决策由幕后走向前台过程中的形成机制和合理依据, “价值-技术理性”这一分析框架和思维方式对于研究我国政府部门的公共决策和改革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方“价值-技术理性”分析框架为我们理解政府决策与政府改革的生成及推进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工具, 但是这一分析也必须嵌入到我国特有的政治制度、理论话语和社会情境中去, 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我们从更加深入的层次去理解我国政府的改革行为。首先,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 最大的政治优势就在于其能够密切联系群众, 能够最广泛地代表民意。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彰显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执政理念是我国各领域改革推进过程中最为鲜明的政治价值。这一立场和分析话语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论述一脉相承, 深入分析改革实践所鲜明地表达出来的人民立场和人民观不但是在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坚定运用和创新发展, 更重要的是其为我们从人民主体性视角理解和审视政府改革的新历程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点。


其次, 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是考虑我国各级政府所有决策行为的制度背景, 因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部门与下级部门之间的角色定位和互动关系是我们探讨政府行为与政府改革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考量维度。在权力自上而下运行的制度背景中, 由权力唯一性和集中性构成的主线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规制了各级政府的行动空间和创新实践, 更贯穿于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方方面面。由此, 只有在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中探讨我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内在和外在驱动力, 才能够在中国情景与中国语境中更好地理解政府行为。


最后, 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新问题不断涌现, 与此同时, 解决问题的新办法和社会创新的新实践也随之而来, 二者不断交织所带来的新的时空条件和社会情势对于政府决策也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 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对政府如何提供更加高效和优质的公共服务提出的更高要求;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对于政府权力运行方式、社会管理方式、公共服务方式等带来的深刻变革等。


基于上述判断, 本文认为“最多跑一次”改革措施的落地实施既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价值, 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同时又是现有制度环境和技术条件下进行政府自身改革的最优选择, 这种价值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内在耦合共同阐释了这一改革政策的生成逻辑, 也是改革不断推进和深化的内生性动力。


二、政治价值:改革推进的根本前提


在我国自上而下的政权体系中, 中央政府的政治要求和政治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地方政府的改革实践, 因而向上负责和追求政治价值是解释地方政府改革行为的重要维度之一。对“最多跑一次”改革而言, 改革本身所具有的政治价值是改革不断深化的最根本前提, 可以从改革的政治压力与政治要求、政府作风转变和人民立场的政治理念三个方面来阐释。


第一, 政治压力与政治要求是改革推进的直接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要转变政府职能, 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2013年以来, 新一届中央政府亦从提升政府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出发, 重点开展了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核心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力图转变政府职能, 使之能够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放管服”改革推进多年以来,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在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推进商事制度改革以激发市场活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当然, 改革的成效距离人民群众的期盼和政府治理水平的现代化目标要求仍有不小差距, 各地如何继续深化改革、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改革获得感就成为一个政治上的要求。为此, 各地政府敢于进行自我加压和自我倒逼, 从群众企业到政府办事的体验入手对改革进行加码, 如江苏、四川提出了“不见面审批”, 上海提出了“只等十分钟”等改革目标, 这些改革与“最多跑一次”一样, 都是全国“放管服”改革全局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 “最多跑一次”不单单是一个数字上的概念, 其政治上的宣示意义远远要大于“跑一次”这个数字本身, 其本质含义就是要为群众企业提供更加便利优质的政务服务, 精简政府自身职能以优化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特别是在2018年初,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了《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调研报告》, 充分肯定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思路、做法和成绩。地方政府改革实践获得中央最高层的认可表明, 在我国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下, 政治因素和政治要求对于推动地方政府的改革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 各地方政府应当站在政治要求的高度来重新认识改革本身, 各地实践也必须要与中央的改革部署精神保持一致。对浙江而言, 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改革, 如何将“最多跑一次”改革这个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如何为全国“放管服”改革取得突破性成效贡献浙江方案, 是浙江广大干部群众面对的一项重大历史课题。


第二, 政府作风的转变为改革带来了政治红利。政府的作风事关政府自身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 因而加强政府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最多跑一次”改革是一项非常“接地气”的改革, 其初衷就是要改变以往社会大众对政府部门所形成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印象。因而, 以改革为突破口来推动政府部门的作风转变, 既是践行中央关于党风、政风建设新要求的具体行动, 也是政府提升自身公信力和公众形象的绝佳机会。“最多跑一次”改革正式启动以来, 由政府工作作风转变带来的成效是显著的, 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省、市、县各级政府部门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迅速开展事项梳理工作, 各级政府仅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了“最多跑一次”事项占同级企业群众到政府办事事项的80%以上, 根据部署2018年将实现“最多跑一次”事项的全覆盖, 这一速度离开了政府部门有效的执行力是难以达到的。其次是敢于创新的工作作风。如浙江在全国范围内出台了第一个专门规范公共数据的省级政府规章, 出台了第一个以落实行政审批改革为内容的省级地方标准, 又率先全面实施“多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等, 这些创新让企业、群众看到了政府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勇气。最后是为民担当的工作作风。无论是“容缺受理”机制的探索还是“帮扶代办、邮寄代办”机制的建立, 都是政府部门主动对接群众企业诉求进行的实践创新。这些做法虽然在法律层面尚存在一定风险, 需要出台一系列的后续政策来予以完善, 但是政府部门这种敢于为民担当的工作精神是值得肯定的。政府作风的主动转变能够直接被群众所感知, 其对于改变社会公众对政府的刻板印象往往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因而能够成为改革不断深化推进带来的巨大政治红利。


第三, 人民立场的政治理念是改革走向成功的根本保证。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当下, 我们的改革事业和经济发展为了谁、依靠谁, 这是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与动力的重大问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努力使各项改革都能满足人民群众愿望和期待,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庄重的回答。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先进性的集中体现, 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个抽象的政治理念上, 也不能单单止步于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上, 而要贯穿于各项改革发展事业的具体工作中。如今, “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实践就是浙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 改革所取得的成效全部交由群众来评判。[5]改革过程中所推行的“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模式通过审批流程优化和内部流程再造, 实现了让“政府部门跑”代替“企业群众跑”, 政务服务得到了根本性优化;推行“容缺受理”机制是政府部门进行换位思考的生动体现, 有效地避免了企业群众因为同一件事项的办理反复办、来回跑, 体现了政府主动服务的灵活性;借助“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 “事前网上申请、事中在线办理、事后快递送达”的全流程服务链正在形成, 部分办事事项可以实现“零跑腿”办理。因而, 我们判断一项改革创新是昙花一现还是持久推进, 最重要的是改革本身所秉持的理念是否能够让大多数人受益, 是否符合社会历史的发展潮流。从这一点出发看“最多跑一次”改革, 这些改革措施和创新实践都是以如何提升群众企业获得感为出发点, 在根本上摆脱了以往政府部门自娱自乐式的改革, 从政府导向式转变为人民导向式的改革理念将成为改革不断向前推进的根本保证。


四、技术理性:改革深化的条件保障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考察一项改革措施能否顺利推进, 除了要衡量其所具有的政治价值外, 改革本身所面临的客观条件约束也将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两重因素的相互叠加才能够完整地阐释改革为什么会出现以及改革何以可能的问题。从技术理性的角度来看, 我们要着重分析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所具有的历史及现实条件、技术禀赋和实现工具等要素。


第一, 历次简政放权改革为改革提供了现实土壤。从操作层面来讲, “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前提条件就是政府自身的简政放权, 最大程度地减少职能错配、权力越位的情况, 从而给予社会和企业更多的自主发展空间。多年以来, 浙江持续推进以简政放权为核心内容的改革举措, 先后开展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以及乡镇“四个平台”建设, 取得了明显成效。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 以市 (区、县) 实体行政服务中心的建设为标志, 浙江首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于1999年正式启动, 此后经过多次行政审批事项的精简和下放, 到2013年, 省级层面仅保留了行政许可事项718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243项。从2013年开始, 浙江又开始推进“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 进一步加大政府权力清单的清理力度并着手建立全省统一的浙江政务服务网, 而在制度建设方面, 通过建立集中审批制度、加快完善联合审批制度、建立审批前置和中介服务规范化管理制度、推行入园项目和大项目审批服务全程代理制度、建立审批事项准入制度以及健全审批责任制等措施以实现在更高层次改善制度供给, 让市场发展获取制度红利。[6]与此同时, 在乡镇政府层面推行“四个平台”建设以解决改革措施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实现政务服务向乡镇、村延伸, 使改革的红利能够惠及到基层群众。从浙江省早期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到“最多跑一次”改革,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 改革的核心主线都是围绕着如何更好地调适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进行的, 从而更加科学地配置政府权力、优化政府职能。因此, “最多跑一次”改革如今之所以能够推进,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改革的前期基础和积淀较为深厚, 这是浙江利用改革的先发优势进行的革故鼎新式的政府自我革命。


第二, 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技术禀赋为改革提供了解决方案。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 互联网已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深度融合,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也为政府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最多跑一次”改革若要真正实现, 离开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支撑几乎是不可能的。早在2002年, 浙江省委省政府就提出了建设“数字浙江”的重大决策, 并把电子政务建设确定为“数字浙江”建设的核心工程。为此, 各级政府和部门在各项信息化试点工作方面积极响应, 推进了一批信息化重点工程的建设, 特别是近年来在以浙江政务服务网为平台、全面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推动实体办事大厅与浙江政务服务网融合发展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效。浙江政务服务网是全国第一个以“互联网+”思维打造的集行政审批、便民服务、政务公开、互动交流、数据开放等功能于一体, 省市县乡统一架构、多级联动的网上政务服务平台。此外, 对于数据资源丰富和产业优势明显的浙江来说, 运用大数据实现政府治理创新具有天然优势。目前, 浙江在大数据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数据应用和产业发展等方面都率先进行了探索。2015年底, 浙江省数据管理中心正式成立, 负责拟定并组织实施全省大数据发展规划, 研究制定相关标准规范, 推进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组织协调大数据资源归集整合和共享开放等工作。因而, 以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为支撑, 实现政府部门间数据与信息壁垒的破解, 进而建立横向统一的信息处理和调用平台, 才使得“最多跑一次”改革的落地具有了关键的技术载体。长远来看, 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打破数据孤岛将是一项基础性、联动式、学习型的重大创新, 对于信息化技术较为发达的浙江省来说, 这是一次迭代推动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重大举措。[7]


第三, 自上而下的督察问责机制成为改革推进的有力工具。任何一项改革措施的推进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因而改革都会涉及到行政权力的重配和利益格局的重组, 既得利益者往往都会成为阻碍改革的重要力量。在此过程中, 必须要借助于一定的政治或政策工具来更好地凝聚各方对于改革的共识, 排除改革中可能蕴藏的不稳定和不团结因素, 减少改革所带来的政治风险。在当前, 我国政府进行的各项工作, 通过督查得以贯彻落实、通过问责进行责任倒逼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这既是一种工作形式又是一种政策工具。因而, 与我国自上而下权力体系相适应的督察和问责机制, 对于凝聚各方共识、提高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执行力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2017年4月底, 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办公室开始对全省11个地市进行首轮专项督察, 2018年7月,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督查组也赴省内部分地市开展了“最多跑一次”改革的专项督察。各督查组重点围绕各地公布的“最多跑一次”事项是否能够真正实现、“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推行情况、各地落实省推广的不动产统一登记改革、外贸企业“证照联办”等问题进行督察, 并对督查结果予以公布, 要求相关责任单位限期予以整改。当前, 极少数领导干部对于“最多跑一次”改革在思想认识上仍不够重视, 认为改革与自身部门关系不大甚至会损害到部门利益, 在行动上就表现为“能拖则拖, 能不改就不改”等一系列消极怠政的行为。若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 就必须善于利用相应的政策工具 (例如同步建立督察问责) 来倒逼各项工作的开展, 从而保证改革措施在各级各部门能够得到迅速的贯彻落实, 做到改革推进到哪里、督察问责也就跟进到哪里。因此, 由我国政权体系衍生出来的督察问责工具, 是确保“最多跑一次”改革具有较强执行力的一大工具保障。


五、总结与展望


本文借助“价值理性-技术理性”的分析工具, 探讨了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生成逻辑。从改革的价值范畴来看, “最多跑一次”改革首先是中央“放管服”改革全局的组成部分, 这一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使得改革本身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宣示意义;其次, 由改革带来的政府作风转变使企业、群众能够直接感知到改革所带来的变化, 有助于提升政府公信力以及企业群众的改革“获得感”, 因而这种作风转变为改革的持续推进带来了政治红利;再次, 改革所秉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描绘出了改革的美好愿景, 这一理念与愿景是“最多跑一次”改革区别与以往各种“政府导向型”改革实践的最鲜明特征。而从改革的技术范畴来看, 浙江以围绕行政审批制度为主线的历次政府改革赋予了“最多跑一次”改革能够推行的现实条件, 这种“排浪式”的改革为浙江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和政务环境的优化提供了独特的先发优势;其次, 浙江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现代信息化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为破解改革过程中面临的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等难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这是浙江在推进改革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可多得的技术优势;最后, 与改革相同步的督查问责机制的建立是确保改革举措自上而下迅速贯彻落实的有效政策工具。综上所述, 正是改革所具有的政治价值以及改革推进所必需的条件禀赋两种因素的内在耦合, 才使得“最多跑一次”改革能够在浙江最早推行并且具有持续的内生性驱动力量, 二者的相互作用见图1所示。


图1“最多跑一次”改革中的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的耦合机制图


如今, 随着“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深入推进及其向全国推广, 我们有必要总结浙江现有的改革经验并对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进行系统思考。展望未来, 寻求一种更为先进有效的政府管理模式和组织形式是引领改革实现实质性突破的必然选择。因此, 通过部门间关系的重塑和组织调整来实现模块化的审批和集成式的服务, 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应用的普遍化以及数据共享和信息库建设实现政务服务和政府行政审批的颠覆性改变, 实现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关系的优化和互补、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良性互动, 进而全面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将是“最多跑一次”改革再出发的最终愿景。具体来说:


第一, 实现政府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关系的重塑。当今时代, 社会问题的高度复杂性决定了专业化分工将会成为现代组织设置的基本特征, 而专业化分工的形成也常常会导致组织内部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问题, 进而带来了政府管理与服务部门导向、利益分化等问题。但在另一方面,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也必然要求政府迅速回应公众诉求并提供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 打破部门边界以构建整体性政府和无缝隙政府是大势所趋。因而从表面上看, 专业化分工带来的部门分化和服务型政府建设对部门融合的要求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但事实上, 专业化分工并不必然导致部门分化, 如果政府部门能够善于通过流程再造和组织优化的方式, 并按照权力及服务运行的流程来理顺各部门关系, 逐步从部门驱动型组织走向流程驱动型组织, 同样能够破解基于专业化分工的传统分隔式管理模式中产生的各自为政及利益隔阂等问题。“最多跑一次”改革就是要改变政府传统的办事流程, 解决部门之间的利益分化和信息孤岛问题, 通过“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的服务模式对政府前台受理窗口进行合并和重组, 进而倒逼后台职能部门之间进行权力的再分配和再优化, 实际上是追求政府内部的流程再造和部门之间的关系重塑。[8]因而, 改革最理想的形态是根据前台窗口的需求来合并和设置相应的后台职能部门, 因为如果没有后台职能部门间关系的重塑和权力的整合, 前台窗口的合并工作只能停留在表面而不能触及到改革的实质。2018年以来, 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又在“一窗受理”模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探索“无差别全科受理”模式, 也即行政服务中心的服务窗口都可以平行受理所有审批事项, 实现前台受理人员从“专科受理”向“全科受理”转变, 进而建立起“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的全新政务服务模式, 这无疑对于政府内部的流程再造和部门协同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


第二, 实现政府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确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出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 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说明, 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相同步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 就是要厘清政府与社会各主体间的关系, 准确界定各自边界,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通过“最多跑一次”改革, 政府要科学精简行政审批权限, 激发社会多元主体的活力, 同时要强化监管责任, 提升服务水平, 实现政府向“轻审批、重监管、强服务”的现代化治理模式转变。首先, 通过“最多跑一次”改革过程中事项清单的梳理和裁定, 对政府的权力范围和行政审批事项予以瘦身, 从而科学界定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权力边界, 并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对权力清单的梳理裁定的结果予以确定, 向市场和社会释放出更多的空间;其次, “最多跑一次”改革在削减行政审批权限的同时, 也要从优化职权配置体系的角度入手, 把以往集中于行政审批上的人力物力资源更多地向强化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职能上倾斜, 从而真正实现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目标;最后, 政府部门要善于利用“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正向效应, 把人民群众在改革过程中的获得感进一步巩固成为政府形象和政府公信力等方面的提升, 最大程度地消除老百姓以往对政府部门形成的负面刻板印象。


第三, 实现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中的治理创新。在当今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 政府的社会管理活动应更多依靠信息技术来革新, 注重以技术利用为支撑、以效率提升为目标, 并利用大数据技术来整合政务信息, 提升部门内部和跨部门的运作效率, 从而倡导以数据开放、数据共享和数据决策的思维来重塑行政管理理念。[9]一方面, 政府应通过“最多跑一次”改革过程对于打破部门信息孤岛的倒逼作用, 推动政府信息化顶层设计的进一步完善, 例如在各地探索建立政府首席信息官、首席数据官等制度, 注重从更为宏观的层次统筹规划、全盘考虑各部门的信息化建设工作, 实现政府在信息技术发展规划和大数据政务推广应用等方面的统一部署。又如在数据共享的过程中, 探索建立一套既能够高效运转又能够保障数据安全的数据共享机制, 尤其是要明确规定数据来源部门、数据使用部门和数据共享交换管理部门这三方的权利和义务, 保证数据共享交换过程中各方的权责一致。另一方面, 政府也要善于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推动政府组织形式的创新, 包括构建线上线下政务服务相融合的一体化政府、构建政府各类系统和平台相互协同的整体性政府、构建权力运转清晰与服务提供高效的平台型政府等都是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动政府数字化转型, 进而实现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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